苏轼是北宋中叶文化高涨造就的天才文人，在诗、词、书、画、散文、辞赋等领域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。宋代大力发展教育、重视文化，“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，前之汉唐，后之元明，皆所不逮也”[1]，可谓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[2]在重文重教的北宋，苏轼并未直接担任过和教育相关的官职，但他在诗文中讨论过教育的目标、读书的方法，对自己的子侄、同时代的后生学子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教诲和建议。教育之本，品德先行。阐释苏轼德育思想的内涵，发掘其现代意义，对当今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引领具有一定的价值。
《礼记·大学》有言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[3]。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家看来，读书求学的最高宗旨就是完善自己，使自己成为明德亲民、修齐治平的君子。成为明德亲民、修齐治平的君子，这属于教育目标的层面。作为传统士大夫，苏轼认可并履行《礼记·大学》的教育理念，他砥砺品行，力求使自己成为明德亲民、修齐治平的君子，也希望自己的子侄和同时代的后生学子成为明德亲民、修齐治平的君子。具体说来，苏轼的德育思想具体表现为仁爱和清廉两方面。
一、君子之志于仁
苏轼在《仁说》一文中指出，“君子之志于仁，尽力而求之，有不获焉，退而求之身，莫若自克。自克而反于礼，一日足矣。”[4]“仁”作为君子追求的美德，其实质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，具体就是忠孝仁悌。“仁”表现在君臣关系中，就是忠；表现在父子关系中，就是孝；表现在兄弟关系中，就是悌；表现在日常人际关系中，就是善良同情。
（一）忠诚许国
在君臣关系中，苏轼主张忠诚许国。作为治国的“君子”，“一不如礼，在我者甚微，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。非礼之害，其于杀不辜,不仁之祸，无大于此者也。”[5]没有仁爱之心的官员在处理政事的时候，往往不会顾惜百姓疾苦。因而苏轼认为最大的“仁”就是挺身许国、辅佐君主做出利国利民的决议。苏轼入仕以来多有进谏，哪怕谏言会触犯君王逆鳞，为自己招致杀身之祸，苏轼也无怨无悔。在苏轼看来，“臣而不言，谁当言者？”[6] 在《谢制科启二首》中，苏轼吐露心声：“某生于远方，性有愚直，幼承父兄之余训，教以修己而治人。虽为朝廷之直臣，常欲挺身而许国。”[7]父兄教导苏轼忠诚许国，他也如此教诲自己的儿子。元丰七年（1084）长子苏迈任德兴县尉，苏轼嘱咐苏迈励志为民，忠诚许国。苏迈身体力行，颇有政绩，苏轼在写给友人陈季常的书信中称赞“长子迈作吏，颇有父风”[8],德兴当地人也建有“景苏堂”来纪念苏迈。
（二）孝侍父母
在父子关系中，苏轼秉承仁孝传家的家风，孝侍父母。苏轼从五岁起跟随父亲苏洵读书，苏洵“仁孝行于家”[9]，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，苏轼侍候父亲、奉养母亲极为用心。苏轼育有三子，长子苏迈，次子苏迨，幼子苏过，三子自幼跟随苏轼读书，耳濡目染下继承了家族仁孝传家的家风。长子苏迈入仕为官，不能随侍苏轼左右，但苏迈谨遵父亲教导，勤勉政事、仁善待民，这也是一种孝。苏轼晚年被贬惠州，韶州、惠州相邻，为了便于照顾苏轼，绍圣三年（1096）苏迈上书求职韶州仁化令。虽因新制避谪籍的原因，苏迈未能赴任仁化令，但从求官韶州就可看出苏迈的孝心。苏轼次子苏迨自小体弱多病，在僧人辩才的摩顶祝祷下，苏迨四岁才能自行走路。成年后的苏迨身体也十分羸弱，绍圣元年（1094）苏轼被贬惠州，苏迨原本打算跟苏轼一起到惠州，但苏轼担心苏迨的身体经受不住南方的瘴疠湿热，也不忍一家老小到惠州受苦，便嘱咐苏迨带领他和苏过的两房家小到宜兴跟随长兄苏迈一起生活。强忍和父亲分离的不舍，听从父亲吩咐照顾一家老小，这是苏迨对父亲苏轼的孝心。苏轼被贬蛮荒，常伴其身边、照料日常起居的是幼子苏过。晁说之在《故宋通直郎眉山苏叔党墓志铭》中记载了苏过的孝行：“翁板则儿筑之；翁樵则儿薪之；翁赋诗著书，则儿更端起拜之。为能须臾乐乎先生者也。”[10]苏轼在世时，“帅定武，谪知英州，贬惠州，迁儋耳，渐徙廉、永，独过侍之。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，一身百为，不知其难。”[11]苏轼逝世后，苏过遵循父亲遗愿将其迁葬于汝州郏县小峨眉山。为了便于看守父亲坟墓，苏过定居颍昌。叔父苏辙称赞其孝心，时常勉励宗族子弟向苏过学习。
（三）友悌互助
在兄弟关系中，兄友弟恭、互相扶持是峨眉苏氏的家风，苏涣、苏洵两兄弟，苏轼、苏辙两兄弟，苏迈、苏迨、苏过三兄弟皆是如此。苏轼苏辙自幼跟随父亲苏洵读书，二人相伴长大，感情甚笃，立下“宁知风雨夜，复此对床眠”[12]的誓约。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苏轼因“谤讪朝廷”获罪入狱，在写给苏辙的绝命诗中，苏轼流露出此生不能再和苏辙对床夜语的哀伤，立下“与君世世为兄弟，更结来生未了因”[13]的约定。苏辙为解救苏轼多方奔走，冒死向宋神宗上书，“臣早失怙恃，惟兄轼一人，相须为命……臣欲乞纳在身官，以赎兄轼，非敢望末减其罪，但得免下狱死为幸。”[14]在曹太后、王安石等人的求情下，苏轼免除一死、流放黄州，苏辙也受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，五年不得升调。苏辙没有埋怨兄长连累自己，而是“与兄进退出处，无不相同，患难之中，友爱弥笃，无少怨尤，近古罕见。”[15]建中靖国元年（1101）苏轼在常州逝世，临终前以不见苏辙为遗憾。政和二年（1112）苏辙逝世，葬于汝州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。至此，苏轼苏辙两兄弟终于可以长长久久地相守了。苏轼苏辙兄弟间的深情也感染并影响了苏迈、苏迨、苏过三兄弟，苏轼晚年被贬惠州、儋州，三兄弟各有分工、互相扶持：幼子苏过料理父亲的饮食起居；次子苏迨机动待命，或暂时陪伴父亲，或经营自己和苏过两房家小日常生活；长子苏迈一边入仕为官，一边照拂苏迨苏过两房家小。三兄弟不忍分别却各散天涯，苏过在诗中也表露出分离的哀伤和团聚的欢喜，“人皆有离别，我别不忍道……山川旧凄惨，云物今清好。”[16]
（四）善良仁爱
在日常人际关系中，苏轼善良仁爱，同情百姓疾苦。苏轼知密州时期，专门留出部分库粮收养因灾荒被父母抛弃的儿童，“轼向在密州，遇饥年，民多弃子。因盘量劝诱米，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，专以收养弃儿，月给六斗，比期年，养者与儿，皆有父母之 爱，遂不失所，所活亦数十人。”[17]苏轼知杭州时期，用圣散子方治疗瘟疫，用办公经费和自己捐赠的50两黄金设置“安乐坊”治疗病患，“作饘粥，药饵，遣吏挟医，分方治病，活者甚众”[18]。即便贬官惠州拮据度日，苏轼“助施犀带”[19]、苏辙“得赐黄金钱数千助施”[20]修建东新桥和西新桥，可谓仁爱良善。在父亲的影响下，苏轼三子皆心怀仁善，长子苏迈任嘉兴县尉时不忍对百姓施以严刑，“政事精敏，鞭朴不得已而加之，民不忍欺，后人仰之”[21]。幼子苏过受苏轼“咨尔黎汉，均是一民”[22]的影响，反对当权者镇压、盘剥黎族百姓，他在《论海南黎事书》中提出民族“自治”民族平等的理念，真乃宅心仁厚。
二、清廉
苏轼认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出明德亲民、修齐治平的君子，君子不仅要仁爱，做到忠孝仁悌，还要清廉超然，做到不沉溺物欲、甘于清贫。苏轼伯父苏涣为政清廉、人品贵重，父亲苏洵乐善好施、古道热肠。受苏氏家风的影响，苏轼甘于清贫、超然物外。苏轼也教育子侄后学要斩断贪欲，清廉自守。具体说来，苏轼从以下三个方面告诫子侄后学。
（一）清贫自守，超然物外
在苏轼看来，人的欲望无穷无尽，以有限的人生去追求无限的欲望，就会十分痛苦，正所谓“人之所欲无穷，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。美恶之辨战乎中，而去取之择交乎前，则可乐者常少，而可悲者常多。”[23] 人被内心的贪欲控制，就会贪婪疯狂、焦虑痛苦，最终成为物质的奴隶。苏轼主张要超脱于物质享受，“以游于物之外”的方式摆脱外在的物质束缚，从而获得内在的精神超越和志趣享受。
苏轼一生清贫，不追求美酒美食、华服美婢的物欲享受，“哺糟啜漓，皆可以醉；果蔬草木，皆可以饱”[24]。苏轼知密州时期一度生计艰难到吃不饱饭，要靠采摘野生杞菊来充饥，可见苏轼之清廉。苏轼不以为苦，反而觉得“薄薄酒，胜茶汤”，展现出无所往而不乐的精神享受。从清贫乐道这一点来看，苏轼尤其欣赏陶渊明，将其作为人生偶像，写下多首“和陶诗”。乌台诗案后，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他在东坡辛勤耕作、在家徒四壁的雪堂游目骋怀。陶渊明有斜川之游，苏轼有东坡之游，想到两人志趣品德的相似，苏轼感慨“只渊明，是前生。走遍人间，依旧却躬耕……都是斜川当日景，吾老矣，寄余龄。”[25]
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育下，长子苏迈为官颇有父风，清廉自守；次子苏迨师从张载研习经学，不留连于科举，不醉心于名利，以倡明关学为己任，“年四十，不求仕进，从故崇文校书横渠学，为门人之秀。”[26] 苏迨四十二岁时才在亲戚的强迫下当了管库官，不久又辞官、飘然远游江湖之外。苏过淡泊名利、清贫乐道，在三子中最似苏轼，人称“小坡”。苏过陪伴父亲投身惠州，时人避之不及的蛮荒之地在苏过看来却不那么可怕，“海涯莫惊万里远，山下幸足五亩耕。人生露电非虚话，大椿固已悲老彭。蓬莱方丈今咫尺，富贵敝屣孰重轻。结茅愿为麋鹿友，无心坐伏豺虎狞。”[27]和父亲苏轼一样，苏过仰慕陶渊明清贫恬淡的节操，“卜筑城西鸭不陂之西，依层城，绕流水，结茅而居之，名曰小斜川。偶读渊明……畸穷既略相似，而晚景所得略同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。感叹兹事，取其诗和之。”[28]
（二）鄙视贪渎、以廉反贪
苏轼十分欣赏春秋时宋相国子罕的名言“我以不贪为宝”[29]，对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则辛辣抨击。唐朝宰相元载位高权重，享有万钟俸禄，却穷奢极欲、贪得无厌，最终落得抄家赐死身败名裂的下场。据《新唐书》记载，在元载家里搜出了 “钟乳五百两，胡椒至八百斛，它物称是”[30]。元载对物欲的追求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，连胡椒这样的调料都贪了八百斛，更不用说其他贵重物品了。苏轼在诗歌中将陶渊明和元载做对比，“渊明求县令，本缘食不足。束带向督邮，小屈未为辱。翻然赋归去，岂不念穷独。重以五斗米，折腰营口腹。云何元相国，万钟不满欲。胡椒铢两多，安用八百斛。以此杀其身，何翅抵鹊玉。往者不可悔，吾其反自烛。”[31]陶渊明为了养家糊口，不得已下才当了彭泽令，后来不愿折腰乡里小儿而辞官归隐；元载为了升官发财钻营投机，一朝得志后沉溺物欲，毫不满足。二者对比，陶渊明清廉高洁的形象愈发鲜明，愈发令人景仰；而元载贪腐纵欲的嘴脸愈发丑恶，愈发惹人厌弃。苏轼以陶渊明这样的高士自勉，以元载这样的贪官自警，同时也告诫子侄友人不要贪污受贿。
苏轼鄙视贪污受贿的官员，怎么禁绝官场的贪腐之风呢？苏轼在《六事廉为本赋》中提出要用“廉”对抗“贪”。在苏轼看来，解决贪腐问题的关键就是“廉”，“事有六者，本归一焉，各以廉而为首，盖尚德以求全”[32]。具体说来，官员要做到廉善、廉能、廉敬、廉正、廉法、廉辨。
除了要以“廉”反“贪”，苏轼还主张管控官场吃喝。官场吃喝花的是百姓的血汗钱，这属于极大的浪费。对于官员来说，官场吃喝劳心费神，损害身心健康，还可能吃喝误事、助长懒政怠政之风。最重要的是，官场吃喝极易结党营私、腐蚀官员、滋生腐败，可谓贪腐之温床。苏轼通判杭州的时候，就反感厌恶官场的吃喝风气。据记载：“东坡倅杭，不胜杯酌，奈部使者重公才望，朝夕聚首，疲于应酬，乃目杭倅为酒肉地狱。” [33]苏轼把杭州通判的生活称为酒肉地狱，可见他对官场吃喝应酬风气的深恶痛绝。
（三）仁政廉政，不与民争利
苏轼认为不仅读书人和官员要以不贪为宝，而且国家也要以不贪为宝。国家不贪利，不与民争利，这就是最大的仁和最大的廉。苏轼在《上神宗皇帝书》中说：“人主之所恃者，人心而已。人心之于主也，如木之有根，如灯之有膏，如鱼之有水，如农夫之有田，如商贾之有财。……人主失人心则亡。”[34]
元祐七年（1092）苏轼任扬州知州，上任伊始就请求朝廷减免百姓积欠的赋税。朝廷允准苏轼的奏请，使百姓“稍知一饱之乐”。苏轼赞扬皇帝“诏书宽积欠，父老颜色好。再拜贺吾君，获此不贪宝。”[35]皇帝仁政爱民，不与百姓争利，获得“不贪宝”。上行下效，皇帝做出表率，这也是在暗示官员们要廉洁不贪。苏轼多次在论策中赞扬君王不贪的美德，“昔武王既克商，散财发粟，使天下知其不贪。”[36]不贪是圣君的美德，而清廉也是国家应有的品格，是国祚兴废的关键。苏轼在《谢中书舍人启》中写道：“崔琰进而廉俭成风，杨绾用而淫侈改度。诚国是之先定，虽民散而可收。”[37]元祐元年（1086）苏轼官拜中书舍人，在上奏朝廷的谢启中，他赞扬朝廷任用贤才、改良风气的举措。苏轼认为移风易俗是关乎国家兴亡的重大国策，是真正的“国是”。国家想要政治清明、聚拢民心，就要任用像崔琰、杨绾这样的贤臣，从而使天下廉俭成风、淫侈改度，形成清廉俭朴的社会风气。苏轼官拜中书舍人，受到朝廷重用，他借此时机表达出对“廉俭成风”社会风气的期待，也流露出廉政从我做起潜移默化影响家人、形成家风的心志。
结语
苏轼继承了儒家立己成人的教育理念，认为不论是社会教育还是家庭教育，本质是德育为上，培养出明德亲民、修齐治平的君子。在苏轼看来，君子既要以仁爱为本，做到忠孝仁悌；又要清廉不贪，超然物外，形成清廉俭朴的社会风气。苏轼的德育思想对当代教育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。比如在家庭教育层面要形成平等有爱的亲子关系，父母要以身作则，为孩子的成长树立良好榜样；在学校教育层面，要德育为本、品德先行；在社会教育层面，要重视实践、知行合一。另外，苏轼的德育思想对当代公务员廉政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价值，也有助于引领廉洁勤俭的社会风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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